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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文学人类学研究》，2024年，总第10辑。推文有所补正且已经作者审阅。
【作者简介】徐新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广西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摘要】晚清以后，在国际化的工业浪潮冲击下，本土民生的世代传统发生巨变，陷入数千年未有的断裂危机。在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意义上，该变化可表述为“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如今，随着中国与全球体系的进一步关联，本土社会再次出现深刻的历史转型，国家决策从政治向经济的中心转移。以人类学的眼光对比观察，此次转型已与前次形成呼应，指向了新的社会预期，即：“乡土中国的脱贫愿景”。本文聚焦乡土中国的近代演变，阐述从“文化困境”到“脱贫愿景”的内在原因及其复杂路径，希冀能为面向未来的“乡村振兴”提供承前启后的论述语境。
【题记】2019年以来，作为具有学科与地域边界同时又应景时代的学术个案，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团队参与了聚焦高校扶贫的专题调研。考察方案约定从成都出发，以部属院校践行的“定点帮扶”为关注点，立足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聚焦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格布村。课题拟定的宗旨乃在考察扶贫，重识乡村；深入田野，反观学人。课题对象主客关联，内外互涉，同时包含了乡村和学人，所以更指一种因扶贫而结成的城乡互动或学民关系。
结合人类学引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来看，凉山脱贫的田野考察既是学科理论的在地体现，亦意味着与乡土变革相结合的人类学参与。本文即为四川大学校级重点项目《新凉山民族志》及《四川大学甘洛县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的绪论部分。感谢四川大学和凉山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主持人梁昭的课题策划及全体成员的调研参与。
2005年，人类学高级论坛第4届会议在武汉召开，主题是“人类学与乡土中国”。笔者以《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为题作了大会发言。[1]当时从文化聚焦，讨论乡土中国的现代困境。十多年之后，身处“乡村振兴”的时代演变，则可改变聚焦，从民生角度再论乡土中国的脱贫前景。
1980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复出的费孝通不仅恢复名誉和正常生活，而且获得机会远渡重洋，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他以老师马林诺斯基为榜样，称赞人类学的应用价值，表示自己今后的愿望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2]15年后，85岁的费孝通又发表文章，把自己一生的学术目标凝聚为四个字：志在富民。[3]
为此，费孝通特别强调了这一目标与时代背景的紧密关联，强调说即便到了他复出的1980年，现实中国的状况不仅不容乐观而且十分严峻：
农民的人均谷类配额仅约有580斤。以这样只够糊口的粮食来维持农民全部生活费用，显然远远不够。何况各地产量并不平衡，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所得远低于这个平均数，他们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状态。[4]
汉语的“糊”（餬）指稠粥。糊口即以粥充饥，[5]“只够糊口”相当于不能果腹、吃不饱饭或填不饱肚子。将这一形象比喻与统计数据相结合，呈现出来的国情令人震惊，换作通俗的描绘，相当于说当时的中国农民都处于饥饿状态，其中不少还比饥饿更糟。作为面对现实、倾向应用的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感受和表述与彼时的国家话语相一致。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发文宣布：从1979年起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其中首要任务就是集中精力使“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让“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富裕起来”。之所以如此强调的现实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农村处境十分严峻。文件指出，时至1978年——
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五十元以下……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6]
中央的文件指出了中国农业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希望“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对于这一实事求是的国情描述，作为派代表之一，复出的人类学家费孝通作了积极回应，跟进解释说：“这样的情状，加上周边一些国家经济起飞势头的映衬,使中国农民实现温饱、脱贫致富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7]
结合费孝通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中表达的心愿，不难见出其以乡土中国为根基构想的人类学中国化目标，就是用社会科学的方式考察社会、阐释国情，然后找出问题、提供建议，以帮助仍仅能糊口的数亿同胞“实现温饱，脱贫致富”。
在这意义上，费孝通倡导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即可称为人类学扶贫的中国之路，或中国脱贫的人类学践行。
中国的农耕传统绵延久远，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传人被誉为“四千年的农夫”。[8]但作为现代国家并加入世界体系却不过一百多年。“辛亥”以后，为了完成从帝制向民国的转型，如何对本土国情予以准确定位即成为立国施政的关键所在。
1924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宣布现代中国的建设之首在民生：“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9]同年8月，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连续演讲，立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系统阐述“民生主义”。其中，孙中山概括的中国国情就是两个字：贫穷，即“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也就是普遍的“吃不饱饭”，整个中国“民穷财尽”，以至于出现“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过千万。”根据当时的调查估算，孙中山报告说民国建立后的十年当中，由于贫穷和饥荒，中国人口减少了九千万，从四万万减至三万万一千万，原因是“没有饭吃”。可见，在创建了现代中国后的十年之间仍有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死于饥饿。所以，“民生主义”的目标，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都有饭吃”。[10]
对于造成整体贫穷的原因，孙中山归纳出内部的两个要点，即“农业不进步”和“耕者无其田”，至于外部原因，就当时的国际关系而言，则是外国势力的压迫。为此，孙中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张，梳理出推动农业增产的七条建议。为此，孙中山还比较出国共两党的相同之处，得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结论，理由是：“社会问题便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11]
基于这样的国情判断与建国目标，能否客观、深入地对现实中国的具体境况加以考察分析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了。在这意义上，把费孝通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撰写的《江村经济》一书视为与国情实际相配合的中国经济人类学奠基之作当不为过。
1930年代后半期，费孝通到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留学。经与导师商议，决定以故乡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为内容撰写博士论文，答辩通过的论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出版时改作《江村经济》（英文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12]性质乃一部“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13]费孝通的导师之一马林诺斯基在序言里指出该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14]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背景，马林诺斯基还特别强调说，费孝通是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15]
缩小来看，扶贫可以是一个学者、一门学科的观察与建议，或某一机构与部门的项目及实践；扩展来看，更是一项整体的社会行动、国家工程乃至人类事业。
结合20世纪的历史状况而论，与费孝通呼吁的人类学中国道路相一致，现代中国的创立同样称得上国家扶贫的总体进程。
与之关联的实践动力源自对贫困的体认与自觉，即认识贫困、评估贫困，然后探寻脱贫之路，亦即找到有效路径摆脱贫困、消除贫困。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则更难。在这意义上，现代中国迈上了一条自我改造的艰难道路：从自誉有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央王朝，转向尽快脱贫的积弱国家。
贫困的意涵是什么？贫困是相对概念，与富有、富裕、富饶等对比，含有从经济、社会到文化的整套标准。
作为地球生物圈中的灵长类物种，人类个体与群的存在与特定的物质前提相联系。这样的前提在生物及社会学意义上被表述为“为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亦即为满足作为人而生存的基本水准或基本需求。尽管在古往今来的不同文化中，有关此基准的认知方式和量化体系还未统一，但进入20世纪后，已被联合国公约规定为人皆应有的核心权利——“适当（度）生活水准权”，可称为基本人权。[16]
由于环境与社会等多方面原因所致，人类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水准至今表现为普遍和突出的不均衡。若以“适度”（温饱）为中间值朝两端展开，每每呈现为左右对立的两级分化。其中，高于适度为“奢华”，低于适度便是“贫困”：
在生物学意义上，人类生命是与外界环境产生能量转换的有机系统。为了确保生命的延续，生活水平的“适度”便是满足最为基本的能量摄入与转换。其中最重要的是空气、南宫28水、食物和阳光。
以食物为例。食物的作用是提供生命存活所需的热量。根据联合国等机构的专项研究，与生存相关的食物问题包含两个重要概念和指标，即“能量需要”和“膳食能量摄入水平”。前者指“能平衡人体能量消耗以维持体态、身体结构以及需要进行理想的体力活动，以致长期取得健康状态的食物能量水平。”而对于群居的人类而言，“膳食能量摄入水平”是指在特定群体中，“营养状态与健康状态良好者的需要量。”[17]由此概括出了维持人体能量均衡的公式如下：
（人体）总能量消耗（TEE）=基础代谢（BMR）×体力活动水平（PAL）[18]
这就是说，作为灵长类的人科物种，生命的延续依靠两大类别的能量转化，即1）基础代谢，包括人体内部呼吸、血液、消化等系统的有效运行及大脑思维的常态工作；2）肢体活动，包括四肢动作、体力劳动及其他必要的身体行为等。
依照中国的城乡差异现实，有关机构绘制了农村居民在热量与食物关联上的当代演变，其中的数据显示被统计对象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脂肪的获取方面的上升趋势：[19]
可见，生命的前提是存活，存活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它的基本含义就是热量的获得，也就是食物的摄取。对此，汉语有着丰富多样的习惯表述，以前将其包含在“衣、食、住、行”之中，或强调为“民以食为天”；如今则简化为更为浓缩的词组：温饱。温饱即为适度。以此为准，低于温饱即为贫困，也就是汉语描述过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反之，越过温饱便是小康，抑或汉语对应的“饮食足、雅乐兴”。小康代表生活水准的高级类型，亦被描述为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如今则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蓝图及国家主导的发展目标。
自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把“扶贫”列入国家计划，而扶贫的核心即为“解决温饱”，与之相关的国家总体目标则被表述为“脱贫致富奔小康”。1994年，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文件，宣布至当时为止，“全国农村没有完全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八千万人，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21]
“八七攻坚”是中国式提法，代表政府主导的国家战略行为，意指通过动员全社会力量，“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7年时间里，基本解决八千万人的温饱问题。”[22]
贫困和温饱首先是生物学问题，而后又逐步和分别地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从人类学整体论视野看，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何尝不即是围绕解决温饱问题而构成和展开？从最初由采集、狩猎方式迈向人工栽培与驯养的农牧业革命之日起，直至17世纪后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莫不是为了满足更大范围和更有成效的“衣蔽体、食果腹”。而到了19世纪中叶，标志蓬勃兴起的《国际歌》依然以此为由，号召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受苦者，起来，迈向最后的斗争。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尤其是联合国机构加入以来，“反贫困”演变为一种世界目标，逐渐与发展议题相并行。但与之关联的话语问题依然存在：贫困就等于“落后”、“欠发达”或人均收入低于…标准吗？界限该由谁来划定？以人均收入的美元标准来看，国际相关机构的数据分别是：
迈入21世纪20年代的亚行报告指出：无论按世行标准还是按中国的国标，“都低估了亚洲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23]
依照数据显示，2015年亚洲的实际贫困率达41.2%，总人口为15亿以上。时至2024年，由于受疫情（COVID-19）影响，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急剧攀升，“世界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仍然相去甚远。”
截至2023年，全世界约有7.13亿至7.57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即每11人中就有1人遭受饥饿之苦。[25]
与全球范围的发展目标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在由“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格局之后，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26]于是，作为一项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新型事业，“反贫困”也逐渐列入国家议程。
反贫困的目标在于脱贫，扶贫只是手段和外力，亦即通过帮扶，让贫困人群（及地区）摆脱贫困。
在已达到了“智人”（Homo sapiens）这一高等动物的基准上，人类的“温饱”问题本质上凭借物种自备的智商和能力即可解决，这既是人类存在的第一需要，也是先决前提。不若此就不能成人，而只能是非人、废人或异化的人。在这意义上，获取温饱不但是人权的基本起点，更是人性、人格和人智、人力的基本体现。
所以，除非被压迫和被剥夺，解决温饱或摆脱贫困，核心是人的自组织问题，取决于个体和群体自我能动性发挥：通过智力与体力的结合，利用环境，获取食物，也即汉语俗话说的自食其力。
然而，尽管城市区域绝非人人富有，但由于城乡差别的明显存在，贫困问题便被更集中地聚焦于乡村。扶贫对象和地点也自然与广大的农村相联系。
在中国，由于还存在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的东西部差异，在推行与发展同步的国家战略之时，以反贫困为目标的“扶贫”工作亦配套式的倾斜于西部（11省区），乃至出台了让东部发展、西部脱贫的“梯度理论”。
这样的背景激发了80年代激烈的东西部理论对话，不但催生围绕“富饶的贫困”[27]的争论，还派生影响深远的“反梯度理论”和“反经济决定论”。[28]其中要点，在于倡导东西部共同发展，并且从文化视角重估贫困含义。
值得对照的是，如此的认知与实践，比2019年UNOSCO的“眉山会议”早了两个十年。后者尽管首次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却仍未摆脱把其当做为经济搭台的思维定式。[29]在这样的定式下，非但验证社会人群生活水准的指标都会简化并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多少，以凉山为例，那些在各民族村寨四处可见的口头诵唱、民俗庆典乃至连接天地万物的精神信仰，也免不了遭到忽略、低估、排斥和遗忘。事实上，在深入凉山彝区调研过程中，即便在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乡的深山老林，也见到当地民众时逢火把节期间的载歌载舞以及参与送灵归祖仪式“尼木措毕”时的神圣庄严。
相比之下，无论经济收入多高、科技程度多么发达，城市社会的成员在衣食获取上的自给自足能力已逐步蜕化或深受束缚，对大多数人而言可谓已降至最低，一旦因天灾人祸导致分工系统崩溃便束手无策、陷入绝境。与此同时，喧嚣都市由节奏过速及个体生活的分子化引发的身心匮乏、孤独抑郁现象亦愈发普遍。
于是，问题的反思又得回到二十世纪，回到梁簌溟倡导的“乡村自治”、晏阳初批评的“愚贫弱私”以及费孝通质疑的“文字下乡”。扩展至国际视野，则还得关注雷蒙·威廉斯等从欧洲视角论述过的城市与乡村。
如今，如果仅把贫困与乡村捆绑为一，无异于判了后者文化上的无期徒刑。乡村难道只是现代性的“负空间”或工业及城市的“次陪衬”吗？
然而必须认清的是，前现代和非西方的“乡土中国”也绝非天堂或世外桃源。就算不提鲁迅揭示的乡土如何被“阿Q”、“祥林嫂”与“孔乙己”们的悲剧所填充，[30]即便在沈从文笔下，在那远离都市喧嚣的湘西深处，就在被少女翠翠映衬得美丽无比的边城周遭，同样被苦难与血腥包围。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便结合历史背景分析过沈从文笔下的乡土苦难和血腥，指出在内战和冲突把国家弄得分崩离析的时代背景中，沈从文也并不遮掩地揭露过家乡的负面形象。在金介甫看来，沈从文小说《小砦》就刻画了“穴居人的低水准生活”，其中充满的是由长沙开来的腐败军队、有病、的鸭母以及利用手中微薄权力欺诈农民的浮肿青年……等等。与《边城》相对应，沈从文描写的“负面乡土”恰好体现了作者对故乡的情感矛盾，用金介甫话说，即“爱恨兼半”。不仅如此，沈从文或许还有更深的意图，即提醒读者：内战、毒品和饥荒所带来的后果，“正把乡村引向危险和灭亡”。[31]
及至与湘西毗邻的黔东南古州腹地，从民国到当代，侗歌漫漫的清水江流域不也同样有饥荒和贫困伴随？[32]
仍以中国为例。到了近代，随着国门打开，经济与社会的相对积弱和绝对贫困已成为迫使（或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宿命，无法避免——工业化、科技化与民主化、市场化的威力和诱惑摆在眼前，就那么厉害，不承认不行。在迈向“现代化”路上，不分先后、无论早晚，全球都会（也已在不断）跟进（追随）——至于资源是否充足及机会能否公平又另当别论。
因此，对从“现代交通”、“公共卫生”、“国民教育”直至“西部开发”和“定点扶贫”等国家工程及社会参与都应作两面观。
这一点，从当年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如今联合国的“数据统计”，无论是“”政治主张强调的现实民生，[33]还是由“脱贫人口”（6.6亿）巨大业绩表达的历史赞许，[34]都显示出同样的思考视角和问题背景。
所以我会提醒自己兼顾费孝通与晏阳初以及梁漱溟与卢作孚。他们虽见解不一，但身体力行，构成典型的一对：一方珍惜乡土本色（文化平等、价值相对），另一方推崇社会进化（普世文明、科学主义）；前者珍惜传统，后者迎接未来。
不过事情在20世纪下半叶又发生变化。另一位关注中国粮食的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Russell Brown）发表论著，提出了轰动一时的尖锐问题：“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布朗预言说，由于工业化及城市与交通的现代化加速、人口及需求倍增，耕地和灌溉水骤减，时至2030年，中国将出现粮食危机，非但养活不了自己，还会波及全球。[36]
布朗的论述起到了惊世骇俗的警醒作用，具体预言却基本落空。十余年之后，同样作为海外经济学与农学专家的郭益耀做了批评回应，总结说：“数十年来，也许除了1960年代早期那几年之外，中国农民不但养活了全国，而且还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必需的‘农业剩余产品’。”[37]为什么呢？郭的判断是——科技振兴。郭益耀写道：
晚清以后，在国际化的工业浪潮冲击下，本土民生的世代传统发生巨变，陷入数千年未有的断裂危机。在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意义上，该变化可表述为“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如今，随着中国与全球体系的进一步关联，本土社会再次出现深刻的历史转型，国家大政方针从政治运动向经济建设的中心转移。以人类学的眼光对比观察，此次转型已与近代变革形成呼应，指向了新的社会预期，即：“乡土中国的脱贫愿景”。
20世纪7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再度融入国际社会，其一国之内的扶贫事业也逐渐与全球范围的“反贫困”举措汇成整体。2015年10月17日，正逢中国第二个扶贫日与第23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各国首脑汇聚北京，商讨以“减贫与发展”为题的世界前景。其后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媒体阐释说：
从数据分析，中国扶贫开发，规模之广、难度之大，在世界范围绝无仅有；而取得成果之辉煌，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39]
回到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文聚焦乡土中国的近代演变，阐述从“文化困境”到“脱贫愿景”的内在原因及其复杂路径，希冀能为面向未来的“乡村振兴”提供承前启后的论述语境。
由此观照，川大文学人类学团队参与的脱贫考察便具有了理论到实践及局部与整体的关联意义。其中的“参与”意含双关：既指人类学者的社会实践，亦指实践导向的学术演进。就川大个案而言，文学人类学团队的演进成果预计不仅包括偏重“报告文学”的凉山扶贫纪实，亦有侧重人类学深描的《新凉山民族志》，描述内容兼顾了现实描叙与学术反思。其中被记录的重点之一是，在四川大学科技专家参与的扶贫项目里，为当地援建的重要工程是气雾栽培，即在甘洛格布村试验推广的大棚种植。
这就是说，即便在被视为“边远”“落后”的西部凉山，在内外助力推动下，除了“人手一快”“万人直播”[40]等网络事物不断涌现外，与基本生存密切悠关的粮食问题也迈入了与数智关联的未来之路。成效如何，有待验证。
于是，在宏观与微观相映照的视野下，从“文化困境”到“脱贫愿景”再到“乡村振兴”，与百年进程中的各地案例一样，人类学的实践意义得到再度延伸：通过参与，完善自身。从这样的定位出发，在四川和西部，不仅能与民国年间“华西学派”的边政研究相关联，[41]顺次往下，还可同20世纪80年代的“西部大开发”及21世纪的“数智文明”再交汇。
需要记住的是，生命的存在依然脆弱，脱贫的意义事关重大且不会过时。在智人以生物属性为根基这点上，解决温饱永远是排第一的。任何社会、族群、团体抑或个人，无论自诩的发展已达到多高多强，即便到了数码虚拟的科幻未来，一旦断食，瞬间归零，返贫只是分秒的事。
[1]徐新建：《“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关于“乡土传统”的百年论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主线]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
[4]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
[5]《魏书‧崔浩传》载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復不熟，将如之何？”[6]《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
[7]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
[8]有关中国四千年农业传统的论述可参见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的农夫》，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22日。[10]孙中山：《民生主义》，载《孙中山著作选》（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第625-731
[11]孙中山：《民生主义》，载《孙中山著作选》（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第625-731
，1981.[1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潘乃谷校，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第3-8
[14]马林诺斯基“序言”，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潘乃谷校，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第3-8
[15]参引同上。[16]参见皮埃尔·萨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贫困：人权斗争的新领域》，刘亚秋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15年第1期。[17]何志谦：《人类能量需要量——FAO/WHOUNU联合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2006
1期，第2页。[18]何志谦：《人类能量需要量——FAO/WHOUNU联合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2006
1期，第2页。[20]资料来源同上。[21]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7月7日，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9月5日。[24]资料参见同上。[25]联合国机构提出的“零饥饿”目标指的是：“到2030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参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联合国报告：全球危机层出不穷、日益加剧，饥饿人数连续第三年居高不下》，2014年7月24日发布，2024年9月7日下载：
[26]《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
[27]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8]参见郭凡生：《何为“反梯度理论”——兼为“反梯度理论”正名》，《开发研究》1986年第3期；徐新建：《文化复位与文化复兴》（《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论文集》，《机关青年》，1988年第3期）；石晓言《1987，恰同学少年“东西部青年学术对话”杂忆》，《贵阳文史》2010年第3期；高宁：《“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补遗》，《贵阳文史》2010年第4期。
[29]参见徐新建：《文化反思：联合国的“眉山会议”》，《文学人类学研究》2021年第6期。“眉山会议”的主题为“以文化促进经济发展”。
[30]鲁迅对“乡土中国”抑或本土传统的揭露批判毫不留情。最突出是例子其实还不是阿Q与祥林嫂代表的悲哀和愚昧，而是由《狂人日记》揭示的“吃人”。参见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月刊1918年5月15日，第4卷5号。
[31]参见金介甫：《沈从文乡土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运用》，徐新建译，《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2期（原文载于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第1卷第2期，旧金山州立大学,，1985年。全文约2万余字，译文作了删节）。
[32]徐新建：《梦回酒醒古州行》，《花溪》（文学月刊）1988年第7期；潘年英：《扶贫手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33]作为中华民国的“建国纲领”，孙中山提出的“”之一即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目的是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孙中山解释中，民生问题就是“为世界大多数谋生活的问题”，关键是“造一个理想上的安乐世界，来消灭人类的痛苦”。为此，孙中山强调了中国社会的贫困前提。他说，“解决社会问题，一定是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受贫困的痛苦。”与世界相比，中国的总体状况是“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通通是贫”。参见孙中山：《民生主义》，载《孙中山著作选》（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第625-731页。
[3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北京代表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年——通过社会创新促进包容性的人类发展》，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第128-137页。
[35]徐新建：《乡愁乌托邦与全面城市化——北碚“乡建”的历史倒映》，《文学人类学研究》2024年第1辑。
[37]郭益耀：《中国农业的不稳定性（1931-1991）》，“中文版序·兼评布朗《谁来养活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第xvii-xxiv页。
[38]郭益耀：《中国农业的不稳定性（1931-1991）》，“中文版序·兼评布朗《谁来养活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xvii-xxiv页。
[40]参见梁昭：《大凉山的回响》，报告文学（即出）。[41]参见李绍明讲述，彭文斌录音整理：《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汪洪亮：《整合与重构：近代西南的边政与边疆学术》，中华书局，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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